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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邮发代号：80-942✪ 威廉·拉佐尼克 (William Lazonick)✪ 封凯栋、李寅、眭纪刚 (编译)【导读】威廉·拉佐尼克是享誉世界的创新经济学家，是创新型企业理论的开创者与推动者，长期研究不同力量对企业内控制权的争夺，及其对企业长期创新竞争的影响。在经济中国致力于推动结构转型、走向创新驱动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今天，拉佐尼克的研究应当成为中国学者和政策研究者的案头读物。
拉佐尼克这篇带有自传性质的访谈，不仅串起了美国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下半叶大转型之前的一大批重要经济学家，还可以带领我们回到美国经济学界与主义马克思经济学分道扬镳的现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拉佐尼克始终致力于理解真实世界的经济实践。然而，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却抛弃了对价值创造过程和经济实践的关注，在形式化的道路上“滚滚向前”。拉佐尼克很早就指出，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带来的金融化浪潮，将毁坏美国创新型工业企业的社会基础，开启社会极度不平等的浪潮，并先后“不讨喜”地批评了通用电气、思科、朗讯等美国各行各业的旗舰企业。近些年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他又“不讨喜”地指出，苹果、英特尔、波音等骨干工业企业的金融化，才是美国竞争力衰退的重要原因。
这篇访谈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在于，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主流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胜利，与同期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持续走低之间的强烈背离。当一门社会科学背离了扎根实践、解释实践的核心宗旨，无论它看起来怎样繁荣，都无法对其所在社会的发展起到任何实质性的指导作用；而当我们为这样的学说奉上桂冠、将之应用于实践，那些未被充分重视的实践规律必将予我们以惩罚。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5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哈佛最后一位主义马克思经济学家*——《调节评论》专访威廉·拉佐尼克▍批判性经济学家的成长道路《调节评论》（Revue de la régulation，以下简称R）：您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里曾提及，自己早年的求学历程为您后来挑战经济学正统观念提供了相关的思想工具，您能为我们再具体解释一下吗？
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以下简称L）： 我早年在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系攻读并获得了商学学士学位，其间攻读了大量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随后我在1968~1969年间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就此接触到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并接受了扎实的新古典主义世界观（我现在称之为“市场经济的神话”）的训练。但我尤其幸运，当时加拿大经济学家斯蒂芬·海默正在LSE担任客座讲师，他当时不仅挑战萨缪尔森的贸易定理，还是最早运用钱德勒《战略与结构》（1962）的框架批判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之一。我在LSE求学期间还熟悉了伊迪丝·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1959）。这对于我意义重大。当时伦敦反战运动活跃；由于学生示威，LSE关闭了四周。这段强制的“假期”为我参与政治讨论和大量阅读提供了机会。随后我申请去美国攻读经济学，并于1970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
R：您曾将20世纪70年代的哈佛描述为一个仍然存在思想空间的时代，可以与持开放态度、接受马克思式和熊彼特式研究方法的同事们一起，批判性地思考经济学。这种环境如何影响了您的成长？
L：当时的哈佛要求上两年课程，包括一门综合理论考试和一些特定要求，如统计学和经济史。在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经济史课上，我写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与英国的圈地运动》的论文。他给了我A的成绩。按照当时格申克龙的惯例，这个成绩意味着我次年要在他的经济史研讨会上宣读这篇论文。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同样是以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为案例，聚焦于工厂制度中的劳动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如马克思所假设的那样沦为商品，而后者往往被人们视为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决条件。
R：获得博士学位后，您在1975~1984年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初级教员。您如何描述这一时期您的思想发展？
L：我在哈佛读博期间，大约有二十名学生和五位教员自认为是激进经济学家。1972年，曾与我一起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萨姆·鲍尔斯被哈佛大学拒绝授予终身教职，这引发了激进经济学家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后来鲍尔斯和另一位哈佛大学教师金蒂斯去了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时任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J. K. 加尔布雷思告诉我，他将在不打破主体框架的前提下尽量向“左”靠拢。当时的哈佛经济学系主任詹姆斯·杜森伯里也对激进经济学家持同情态度。作为新古典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的阿罗，则向系里提议设立两个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助理教授职位；系里最终应允了一个，这正是我在1975年获得的那个岗位。其后，在经济史学家大卫·兰德斯的支持下，我在1979年晋升为副教授（非终身教职）；但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岗位到1984年就被取消了。
回顾这段历程，我必须要说，尽管当时哈佛大学经济系里的确有一些“反动”的终身教授，但当时大多数教员的思想是开明的。当阿尔伯特·赫希曼和瓦西里·里昂惕夫分别于1974年和1975年离开哈佛大学，去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纽约大学时，新闻报道援引他们的话称哈佛经济学系存在“狭隘性”，这引发了热议。但在我看来，当时哈佛经济系的思想视野还是相当开阔的。例如，斯蒂芬·马格林就经常参与激进经济学家们的活动，他29岁那年就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终身教职，随后他写了《老板们做什么？》（1974）那篇论文，探讨了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是如何受到剥削的。
▍发展创新型企业理论框架R：在您70年代中期于哈佛经济学系工作期间，您是否已经在着手发展“创新型企业理论”？
L：实际上，在整个学术生涯中，我一直在致力于创新型企业理论的研究。起初，我尝试探寻在经济思想史中是否存在一些被忽视了的，关于究竟是什么驱动着经济增长、生产率变革和收入分配的分析。我首先研究了马克思对工业革命期间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论述。马克思区分了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这一区分至今仍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却仍被大多数经济学者所忽视。到19世纪50~60年代，当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第一卷（1867）时，将资本主义描绘为一个市场交换体系已经是经济学者们中的普遍看法：劳动力不再依附于土地，因此它们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作为商品自由买卖。然而，马克思认为，那些将资本主义仅仅视为市场交换体系来分析的经济学家忽略了一个关键点：生产率和利润是在生产领域决定的。对马克思而言，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利润）来自劳动强度的提升，这既包括延长绝对工作时长，也包括相对地提高每小时的劳动强度。
我想理解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他对其所处时代英国工业演变的分析。他哪些地方说对了？哪些地方说错了？原因是什么？马克思的观点是，随着时间推移，工人将越来越多地被技能替代型的技术支配。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使用了19世纪的关键纺织技术——自动走锭纺纱机为例子；马克思认为，自动走锭纺纱机在棉纺织厂的引入，使工人沦为“人的残片”和“机器的附属品”。
我意识到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有待完善。我对19世纪英国纺织工厂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即组织与技术）相互作用的研究表明，即便到该世纪最后25年，走锭纺纱工仍拥有英国组织最严密、资金最雄厚的工会。事实上，雇主仍然依赖工人的技能，并通过议价工资表与工人分享生产率增长的成果。换句话说，关键工人在创造和获取价值方面与雇主存在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这是我融入创新型企业理论得到的一个基础性见解。
为什么马克思会出错？马克思认为走锭纺纱工的力量在1830~1850年间已被摧毁，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马克思的信息来源是工业技术专家安德鲁·尤尔及其在1835年出版的《工厂的哲学》。尤尔本人反对工会和监管，曾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议会调查工厂状况时作证。他认为自动走锭纺纱机的引入使纺纱工作变得容易。他声称妇女和儿童现在可以轻松胜任相关工作，愉快地坐在工厂里，甚至还有时间看书。尤尔预言自动走锭纺纱机将“终结……工会的愚蠢行为”，并断言“这项发明证实了一条伟大的定律……即当资本掌握科学时，桀骜不驯的劳动之手也将被驯服”。
马克思和尤尔都忽略了对走锭纺纱过程中劳动分工的理解。在这种分工下，走锭纺纱工按计件获取报酬，并雇用年轻助手，按计时支付他们工资（一种内部承包形式）。我找到了一本研究20世纪30年代兰开夏郡棉纺织业的著作，该书展现了当时依然存在与19世纪30年代自动走锭纺纱机上相同的劳动分工。议价工资表将这种劳动分工制度化了；而且这种做法持续修正，一直延续到20世纪。
我后来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走锭纺纱工协会的所有年报，并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找到了工人周报《棉纺厂时报》的存档。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利用这些详细信息，论证马克思高估了19世纪工厂中技能替代型技术变革的程度，并低估了关键工人从生产率增长中获得的收益。马克思还假设资本家雇主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对抗工人；实际上，他们因竞争而陷入分裂。在19世纪英国棉纺织业中，技术工人远比他们的雇主更为团结。
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曾进入过纺织工厂，或者对这些机器有充分的了解。恩格斯虽然在他父亲位于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工作，但他也没有在这些问题上纠正马克思。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是一本伟大的社会人类学著作，里面记录了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贫困。但恩格斯所分析的时代是1844年的经济萧条，那是19世纪工业经济最糟糕的年份之一。因此，如果我们拿其他年份的情况相比，那么当时工厂内雇佣模式并不是恩格斯在该书中所描述的工人悲惨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
R：您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是如何发展您构建理论的实证方法的？
L：作为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我广泛阅读了关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史和相关劳工研究的文献。我研究了圈地运动以及英国劳工运动在从农业向工业转型过程中的演变。我追随马克思的视角，但也批判马克思的一些结论，我发展了“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方法论：我们从历史中学习事实，并试图提炼成我们称之为理论的逻辑；但我们也使用由此产生的理论作为分析历史进程的框架，这常常引导我们修正和阐述我们的理论视角。更简单地说，在任何时候，理论总结了我们已知的内容，并指导我们去探索需要去了解的内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古典经济学鼓励其支持者忽视而非探索历史。今天经济学界的困境，正在于找到拥有熊彼特所说的“历史经验”的人——他指的正是历史与理论的结合。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3）中，熊彼特赞扬马克思运用这种方法论来理解变革过程。通过创新，经济行为者打破了趋向均衡的趋势，而非困于其中，从而改变了经济结构并促进了经济增长。熊彼特将马克思的方法论描绘为历史分析和理论构建的“化学混合”。
R：您是如何从马克思转向熊彼特的？
L：在我1979年于《剑桥经济学杂志》上发表关于走锭精纺机的文章之前，我的工作重点一直放在批判性评估马克思理论在理解19世纪英国崛起为世界领导地位方面的有用性上。那时，我的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史学家之间关于英国自19世纪末经济衰退原因的辩论，特别是立足于将其与美国和德国的发展相比较。
由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领导的一群新古典经济史学家当时正在批判“企业家失败”是英国衰退根源的观点，该观点主要由经济史学家大卫·兰德斯所强调。兰德斯认为，英国管理者在面对新的全球竞争时变得目光短浅，是当时英国衰退的重要原因。新古典主义者们则认为，如果英国企业的管理者在他们面临的技术和市场约束下实现了最优，那么他们的选择就是可能性空间内的“最佳”，他们就不应为英国的经济衰退负责。诚然，兰德斯的观点存在不足，他并没有具体分析自19世纪末起英国企业家精神失败的原因。为了阐明塑造19世纪末英国企业家决策的结构性条件，我借鉴了熊彼特的洞见：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需要通过克服技术和市场的“约束”来逃离均衡。我的论点是，外国竞争者通过创新改变了他们所面临的产业条件，英国的企业管理者则继续将这些既存条件视为其决策的既定约束。因此，历史分析的关键焦点必须是识别约束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在特定产业背景下的转变。创新型企业与最优化企业之间的这种区分，成为我基于跨国比较产业研究构建的创新型企业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和熊彼特的观点都帮助我理解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组织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熊彼特各自揭示了市场交换理论如何掩盖了驱动发展进程的经济活动。受卡尔·波兰尼著作的影响，我意识到运行良好的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产品、劳动力、土地和金融市场依赖生产能力的事先发展，这些能力在不同程度上赋予人们选择购买什么、在哪里工作和生活的权利，以及是否有能力从他人手里融资。缺乏相关企业理论的经济学视角，对于理解经济的运行和绩效将是无用的。
R：您说过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已经选择将自己定义为“一门非历史性的科学”，说的是否就是这个意思？
L：是的。这个说法出自我在1987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经济发展理论怎么了？》，该文是应邀参与人们表彰杰出经济史学家大卫·兰德斯职业成就的会议而写。
经济发展理论理应是经济分析的核心，而想要理解经济发展，人们就应当将马克思和熊彼特的理论视角与钱德勒和兰德斯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而在哈佛的历史上，兰德斯和钱德勒这样杰出的经济（史）学和企业史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在哈佛大学企业家史研究中心共事过。可以说，在70~80年代，哈佛大学拥有使其经济学研究能更好地反映一个持续变革世界的所有相关要素，包括激进经济学（和工业史、经济史学）。然而，结果却是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脱离现实的论调占据主导，我将这种智识上的失败，归咎于80年代之后那些本应更有洞察力却缺乏学术勇气的学界领袖。
R：为什么您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重点从经济史转向了企业史？
L：我发表的一篇关于产业组织与技术变革的文章，获得了1983年《企业史评论》最佳论文奖。当时，我在哈佛经济学系的副教授合同临近尾声，哈佛商学院杰出的企业史学家钱德勒邀请我加入一个将在1984年秋季启动的新的企业史研讨会，哈佛-纽科门企业史研究基金（The Harvard-Newcomen Business History Research Fellowship）资助的研究员职位则使我成为著名的“哈佛企业史学组”的正式成员。
有点令我意外的是，1984~1986年我在哈佛商学院担任研究员时，我发现自己关于在经济发展研究中需要更严谨、更贴近实践的企业理论的观点，在当时的哈佛商学院引起了广泛的共鸣。80年代的哈佛商学院是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绝佳场所，我接触到了许多深刻了解商业公司实际运作的教员、研究员和研究生，我将相关知识融入我不断发展的、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比较性分析的框架中。即便在我1986~1989年已经正式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时，哈佛商学院依然开放且慷慨地资助我继续参加他们的企业史研讨会。也正是凭借这一阶段的研讨，我开始将日本纳入我的比较框架中：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正陆续在一大批曾由美国引领的制造业中发起挑战并实现超越；更重要的是，我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强调“组织能力”在成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性，这正是钱德勒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的核心概念。
1989~1990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研究员，在那里与赫希曼重逢并有更多的交流。我在那里完成了《车间的竞争优势》和《商业组织与市场经济的神话》这两本书。我还继续参加哈佛商学院的企业史研讨会，并发表最新的研究论文。我在1992年秋季发表《管控公司控制权市场：管理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一文，批判了迈克尔·詹森所倡导的代理理论。詹森是极端保守的金融经济学家，他主张公司应该实行“股东价值最大化”。
我在哈佛商学院企业史研讨会的同事们邀请詹森担任《管控公司控制权市场》这篇论文讲演的评议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詹森是哈佛商学院最闪亮的明星教授。在研讨会当天，可容纳100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人们预期我们的对话会擦出火花——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我宣读完论文后，评议人詹森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地说：“我感觉自己像是火鸡射击游戏里的火鸡”——我后来发现，他曾在1985年哥伦比亚大学与沃伦·巴菲特的辩论中也说过这句话。让人更意外的是，詹森随后竟利用行政权力禁止我再进入哈佛商学院。[1]
R：您为什么随后转到了马萨诸塞大学？
L：鲍尔斯和金蒂斯在70年代末就邀请我一起加入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而我当时选择了哈佛并得到了那个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教职。但到了90年代，我有机会在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根据自己的设想创立一个全新的跨学科教学项目。洛厄尔分校位于波士顿128号公路高科技区，与当地的高科技实业家们关系密切。在时任校长霍根的邀请与支持下，我和迈克·贝斯特等人筹建了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系（RESD），尝试整合历史与经济理论教育，同时审视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
▍成为国际化学者，关注中国自主创新R：您是如何从20世纪80年代起成为“国际化”的学者的？
L：我并非刻意地追求国际化，我研究世界各国的问题完全是问题导向的。当涉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问题浮现时，我觉得自己必须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来解答问题。
80年代初，我在研究技术与劳动雇佣、长期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与汤姆·布拉什合著了一篇论文《美国早期制造业中的“霍恩达尔效应”》（1985）。
但什么是“霍恩达尔效应”呢？它首先来自瑞典经济学家埃里克·伦德伯格在1961年出版《利润与生产率》，他用“霍恩达尔效应”刻画瑞典一家名为霍恩达尔的钢铁厂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在没有技术变革的情况下，获得了年均2%的生产率增长。
然而伦德伯格本人还没来得及开展研究霍恩达尔工厂具体发生了些什么。但这个概念很快就流行起来了：先是戈兰·奥林在《美国经济评论》（1962）上评论了伦德伯格的著作，并重点介绍了霍恩达尔效应。然后，肯尼斯·阿罗（1962）参考了奥林的文章，将霍恩达尔效应作为“干中学”的一个典型案例；保罗·戴维（1973）也如此，他还在作品中引用了洛厄尔纺织厂的一些统计数据。另一派学者，哈维·莱本斯坦（1966）也援引了奥林的作品，他断言霍恩达尔效应是“X效率”的例子——该理论假设企业由于某种原因存在未被利用的现有生产力来源，这种逻辑与阿罗及上述作者的“干中学”假设恰好相反。然而，不论他们的主张是怎么样的，这些学者都只是引用了该现象，没有人针对“霍恩达尔效应”本身是怎么回事做具体的检验。
我觉得必须有人去搞清楚霍恩达尔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先是在哈佛商学院图书馆找到了四卷关于法格斯塔钢铁工业控股公司的历史书籍（霍恩达尔厂的母公司）。然后，我就去了瑞典。我与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史教授波·古斯塔夫松合作研究霍恩达尔案例，古斯塔夫松的博士生马茨·根贝里以霍恩达尔为案例开展了博士论文研究。根贝里发现，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霍恩达尔厂仅在二战后的几年存在生产率的增长（这段增长导致该厂即便在20年的统计里也能得出年均2%的增长）：由于此前战争的影响，当时管理层得以用更年轻、经验较少的工人取代了年长且经验更丰富的工人，并调整了工作的组织方式。但这短暂的景气也没能改变霍恩达尔厂最终在1957年因经营不善被关闭的结果。（相比此后学界对“霍恩达尔效应”未经检验的引用）当时一位出席根贝里博士论文答辩的前霍恩达尔经理说，“人们应该将霍恩达尔效应称为'霍恩达尔缺陷’”。
R：那您又是如何参与到亚洲研究的？您对亚洲的兴趣如何帮助您塑造了创新企业框架？
L：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我关于英国经济衰退的项目主要聚焦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工业领导者。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转向研究日本如何能在诸多关键行业中超越领先者，这些跨国比较研究体现在我三本著作《车间的竞争优势》（1990）、《商业组织与市场经济的神话》（1991）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组织与技术》（1992）之中。
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曾在棉纺织和机械工业领域挑战英国。日本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丰田自动织机的发展，这项创新为丰田汽车公司后来的崛起提供了组织学习和财务资源。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自主创新”：即对从国外引进技术的改进，从而生产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由此，我在90年代花了大量时间在日本，包括1996~1997年在东京大学担任教授。我与东京大学的和田一雄教授合作，从创新型企业理论的视角研究日本的自主创新史。1999年，奥沙利文和我在日本经济同友会发表演讲，警告日本从美国引入“股东价值最大化”意识形态的危险性。
在90年代期间，中国又迅速崛起，其成为美国、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全球竞争对手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使得我又着手发展面向中国的研究网络。1990年，我聘请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卢启文作为助理来研究中国的自主创新。他此前曾在北京大学担任讲师，并与当时中关村的一些高科技企业有过接触。由我当时参与负责的马萨诸塞大学工业竞争力中心资助，卢启文得以为他1996年的博士论文在中国开展了田野调查。他后来被任命为欧洲管理学院（INSEAD）助理教授，但不幸的是，1999年他刚刚完成《中国跃入信息时代》（2000）一书的写作后就去世了。这本书运用创新型企业理论研究了中国计算机电子行业四家创新型企业。
卢启文在90年代结识了路风。后者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博士论文。路风随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并与年轻学生封凯栋共同开展关于中国汽车产业“以市场换技术”政策如何限制了自主创新的研究。2004年，当时已是北京大学教授的路风向中国科技部递交了他与封凯栋共同完成的报告《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这份报告对于将“自主创新”确立为科技部中长期规划（《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核心内容有重要影响。在过去十年里，我一直与现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封凯栋以及我在RESD的学生、现复旦大学李寅教授合作，研究中国的创新与经济发展。我将这种合作视为我与卢启文合作的延续。我们近期一直在深入讨论中国模式中非常有价值的做法：如国有部门高效地投资了基础设施，还与非国有部门在那些需要从国外引进技术并进行快速技术变革的产业中进行协作，等等。此外，我还与周宇（瓦萨学院）、孙一飞（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在2016年牵头编写了《中国作为创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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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乌普约翰就业研究所的资助下，我出版了《新经济中的可持续繁荣？美国的商业组织与高科技就业》（中文译名为《创新魔咒：新经济能否带来持续繁荣》）一书，该书荣获2010年国际熊彼特奖。在这本书中，我区分了以纵向一体化和“从一而终”的职业生涯为特征的“旧经济商业模式”，以及以全球价值链和企业间（通常是跨国）劳动力流动为特征的“新经济商业模式”。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我认为日本公司通过完善旧经济商业模式，特别是通过公司管理者、工程师与车间工人的组织整合，超越了美国竞争对手。80年代以来，中国则在新经济商业模式时代，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和跨国劳动力流动发展其产业。
R：自2010年以来，您一直运营着一个名为“学术-产业研究网络”（AIRnet）的研究组织。您为什么创办它？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做了哪些工作？
L：AIRnet源于我们一直强调的产学协作。它的雏形始于2007年8月我们在INSEAD组织的关于全球通信技术行业创新与竞争的会议，会议的20位发言者中，一半来自学术界，一半来自产业界。其中，我还特别与马奇合作撰写了《朗讯科技的兴衰》（2011）一文；马奇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在贝尔实验室和朗讯科技度过。
2010年，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新任校长认为RESD未能给学校带来足够的回报，他解散了RESD。这促使我们决定正式成立非盈利研究组织AIRnet。AIRnet在过去15年最重要的研究贡献，在于对以股东价值为导向的公司股票回购行为的批判。这项工作的重点源于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治理的新意识形态》（2000）。在2001~2002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复苏期间，我追踪了标准普尔500指数里美国公司的股票回购情况，发现每家公司的平均回购额从2003年到2007年翻了四倍，增至12亿美元。在我2008年、2009年分别发表于《金融时报》和《商业周刊》的文章中，我揭示了美国公司经济的脆弱性，而这一脆弱性则恰好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
2014年，当美国艰难地从金融危机中复苏时，我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没有繁荣的利润：股票回购操纵市场并使大多数美国人境况更糟》。它赢得了2014年《哈佛商业评论》的麦肯锡最佳文章奖。由此，我关于股票回购的研究获得美国社会和政界的广泛关注，对2018年由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塔米·鲍德温提出的《奖励工作法案》的颁布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对2018年由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提出的《问责资本主义法案》的制定产生了影响。拜登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也声称这是他最爱的文章之一。
毫无疑问，股票回购一直是推动美国极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力量。在与霍普金斯合作的研究中，我们展示了美国公司高管基于股票的薪酬设计，如何激励他们利用回购来操纵自己公司的股价。我与申嶂燮2020年合著的《掠夺性价值榨取》以及2023年的《投资创新：对抗美国公司中的掠夺性价值榨取》，都深入分析了股票回购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在对金融化的批判中，AIRnet成员从事了多个重要产业的研究。首先是半导体产业，我与图卢姆、马祖卡托自2013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分析当时全球最富有的企业——苹果是如何使用其资金的论文。我们指出，自2012年10月至2023年12月，苹果公司不仅支出了1480亿美元股息（占净收入的21%）外，还花费了6510亿美元（占净收入的90%）进行股票回购。这除了加剧收入不平等之外，还放弃了原本可以在美国投资半导体制造的机会。有意思的是，在美企中苹果并不“孤独”，作为芯片领域的领导者，英特尔同样在过去25年进行了大规模股票回购，这些举措也使其失去了在芯片制造的世界领先地位。
同期，我们还分析了通信设备制造业中的思科，说明它是如何在资金使用中放任自身对关键技术的漠视的；几乎在同一时段，华为，一家未上市，相反主要是由内部员工持股的中国企业，则大力投资于创新，最终成为这一行业的全球引领者。早在2019年，我们就指出了波音公司也是因金融化而给其制造能力造成了巨大隐忧。在清洁能源领域，我、霍普金斯和李寅分别就美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如何从领先到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中国企业写了一系列文章。2023年，我和霍普金斯还讨论了金融化是如何令通用汽车的电动汽车转型计划最终“熄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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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未来R：对于想理解真实的经济运行和绩效的学生，您有什么建议？
L：如果我们想理解真实的经济运行和绩效，就必须研究价值如何以高质量、低成本商品和服务的形式被创造出来，以及这些价值如何在参与价值创造过程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植根于创新型企业理论，我的工作旨在揭示经济中实际存在的价值创造与价值榨取之间的关系。
主流经济学所缺失的，是一个关于经济如何产生生产率（这是对价值创造更传统的表述）的理论。更糟糕的是，正如我在最近的论文中所揭示的，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经济学博士们向数以百万计的学生教授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完全竞争企业理论，提出了一个（明显荒谬的）论点：最低效的企业是最高效经济的基础。当经济学家画出一条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并声称这是行业中成本与产出的典型关系时，他们就暴露了自己对发达经济体中企业层面生产率增长源泉的一无所知。
创新型企业理论通过关注组织学习对开发更高质量产品，以及规模经济对将高昂的产品开发固定成本转化为低单位成本的核心作用，开始填补这一知识空白。但是，创新型企业当然不是在社会真空中运行和表现的，因此需要将其分析嵌入相应的社会条件框架中。近年来，我运用“投资三元体”的概念思考社会如何投资于生产能力。在投资三元体中，家庭、政府和企业通过互动过程投资于生产能力。家庭、政府和企业都是组织，正是在这些组织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社会条件决定了价值创造与价值榨取之间的关系，从而支撑着宏观经济中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创新型企业理论理解经济运行和绩效的方法，与新古典主义关注市场协调经济活动的视角形成了鲜明对比。新古典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在经济学博士培养和经济学教学中占据着压倒性的主导地位，因而对分析和理解经济发展的组织基础构成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知识障碍。新古典经济学深陷于“最低效企业是最高效经济的基础”这一谬论，它假设发达经济体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其中数百万家庭关于经济资源配置的决策，被汇总为生产过程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价格。任何对这一市场汇总过程的阻碍都被视为“市场不完美”，而在具有自由主义社会观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该过程中任何不受欢迎的社会结果都被视为“市场失灵”。
市场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至关重要；它使我们作为个体能够选择从事什么工作、受雇于谁、居住在哪里以及消费什么。然而，我们作为个体拥有市场选择，那是因为经济是富裕的；而经济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企业对生产能力的投资，辅以政府对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千千万万家庭单位对劳动力和家园的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是组织，而非市场。企业、政府和家庭组成的投资三元体必须协同作用，才能发展和利用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
如果市场过程无法解释对生产能力的投资，那么市场经济理论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的问题。那些希望制定公共政策来塑造生产能力投资过程并影响其结果的经济学家，需要构建一种“组织成功”的经济理论。因此，创新型企业理论是经济分析的一个关键基础。基于企业成长依赖对组织学习的投资这一洞见，创新型企业理论关注决定以下这些问题的社会条件：谁控制企业的投资战略，企业如何将大量员工的技能和努力整合到组织学习过程中，以及企业调动哪些融资来源来维持创新过程，直到能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企业通过创新——生产出比以往更高质量、更低成本的产品——实现增长，这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经济基础。
当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稳定的就业、更高的工资、更优厚的福利、晋升机会和令人满意的工作等形式，与员工分享创新带来的收益（这些收益在会计上表现为利润）时，这种增长就能成为可持续繁荣的基础。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主要企业与员工分享创新成果时，相当一部分人口会经历向上的社会经济流动，从而形成一个强大且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
这种繁荣之所以可持续，是因为创新型企业会奖励那些以自身技能和努力对生产率做出贡献的员工，而更高的工资和福利正是源于这种生产率。此外，如果管理得当，这些员工持续融入集体和累积学习过程，可以更新体现在其劳动力中的创新能力，企业正是凭借这些能力在产品市场上竞争。而进步性的价值创造过程（与掠夺性价值榨取相对），则为劳动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保持生产性就业并获得公正报酬创造了机会。
那么，我对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什么建议呢？要警惕新古典经济学那种被误导的市场心态。如果你想做严谨且具现实意义的经济学研究，就应该去学习创新型企业理论。
注释：
* 本文原载于《调节评论》（Revue de la régulation）2024年春季号，译文有所删节，原文请参见：“An Economist for Our Times: Innovative Enterprise, Changing Industrial Leadership, and the Looting of the US Business Corporation,”Revue de la régulation, Spring 2024。
[1] 这段逸事在记者达夫·麦克唐纳2017年的一本书中提到过，也曾在一篇《新闻周刊》的文章中被提及。
编辑 | 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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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5期，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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